弗洛姆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，社会学家，哲学家，人本主义精神理论的创始人。弗洛姆的思想博大精深，对我们今天的儿童教育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。
弗洛姆把成年人对儿童的爱分为母爱和父爱两种表现形式。在此必须指出的是，弗洛姆对母爱和父爱的划分，仅仅就其本质而言，并不必然等同于真正的母爱和父爱。爱的两种性质不同，特点和作用也不一样。作为一种积极情感，母爱是无条件的，非功利的。母亲的爱是对孩子生命和需求的无条件肯定。不管孩子做错了什么，有没有实现父母的期望，母爱就会伴随着他。就是这种无私的母爱，把身心的满足和安全感带给稚嫩无助的孩子，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坚强的后盾。父爱就是有条件的、实用的爱，它的原则是：“我爱你是因为你完成了我的期望，因为你完成了你的责任，因为你像我一样。”三、孩子不需要通过努力来获得母爱，但是要想获得父爱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。看得出，母爱是不受孩子控制的，而父爱是孩子自己可以控制的，只要他愿意服从，遵守大人的命令和原则。当孩子长大，需要独立时，父爱的积极作用就会显现出来，它赋予需要交往、渴望融入群体的孩子责任、纪律和理性，为孩子独立和走向社会提供了必要的帮助。
对弗洛姆来说，母爱和父爱既有正面作用，也有负面作用。对于孩子来说，母爱是被动的，过度沉迷母爱的孩子很难摆脱对他人的依赖，也很难真正在精神上成长为一个独立、自由的个体。自然，过早地或过分地受父爱洗礼的孩子，虽然可以独立，但难免变得过于教条，冷淡和冷淡。由此可见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母爱的呵护和父爱的约束是必不可少的。母亲爱的“原则”与父亲爱的“理性原则”虽然是一对不可逾越的矛盾，但教育的艺术正是通过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来体现的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却无意中走向了极端。或者过于溺爱孩子，无条件地满足孩子的各种需要，纵容孩子的任性行为，对孩子的言行举止没有要求，导致孩子养成了依赖性、脆弱的性格，无法独自面对失败。
生活要么太苛求孩子，铁石心肠，赏罚分明，这样又使孩子过早的世俗化，失去童真，缺乏爱心。上述两种情况还只是走了一个极端，最糟糕的是把母爱和父爱的消极方面结合在一起，在快乐的时候让孩子随心所欲，有求必应;在烦恼的时候对孩子吹毛求疵，百般挑剔，使孩子无所适从，陷入混乱状态，长此以往，难免出现心理或行为病态。自然，没有比把母爱和父爱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更理想的了，既无条件地接纳孩子，让孩子体验身心的满足和安全感，又对孩子提出适当的要求，使孩子更能适应未来的生活。
根据弗洛姆的观点，最终“一个成熟的人能够达到的境界是：他既是自己的母亲，又是自己的父亲。他既有母亲的良心，又有父亲的良心，并且用母亲的良心和父亲的良心来对待自己和别人。母性以爱为本，以利为本;父性以理性为本，以功利为本。"如果一个人只保留他父亲的良心，他就会变得严厉而毫无人性;如果他只保留他母亲的良心，就会失去判断和批判能力，从而阻碍他自己和他人的发展。"
显然，培养儿童健全的良心，使儿童既有理性的能力，又不失爱心，应该是我们教育的追求，二者缺一不可。理智的能力，虽可表现为求知、奋斗、诚实、守时、合作、竞争等美好品质，并能推动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，但就其本质而言，却是利己主义的，是“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算计”。爱，不同于理性能力，它不是逻辑推理、因果思考或利益权衡的产物，它是“人无我有之之利他主义的行为习惯”，是康德所谓的“绝对命令”，它虽未必能为人带来丰富的物质享受，但却是人的精神充实和心灵宁静的保证，是人本质的高贵体现。
以往，我国传统的教育注重培养儿童的“母性良心”，即获得爱的能力，但由于教育方式、方法不得当，未能取得良好的效果。伴随着开放的社会，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，我们的教育也开始关注孩子们对“父性良知”——理性能力的培养。虽然这应该是令人高兴的事情，但是我们总是不能摆脱二元论的思维模式。在认识到提高儿童理性能力的时代意义的同时，也不自觉地放弃传统教育对培养儿童爱的能力的追求。还有前者取代后者的危险。每个人可能都听说过西方文化中“分苹果”的故事：几个兄妹心中都想要妈妈手里那个最大最红的苹果，所以妈妈就把草坪分成几块，让孩子们负责修剪草坪，谁修剪得最快，谁就能得到那个最红的苹果。这是为了让孩子们从小就懂得：要想得到最好的，就要尽最大的努力，公平竞争，争第一。在感叹西方人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手段多么高超的同时，也别忘了我们传统文化中“孔融让梨”的故事，依然闪耀着人性的光辉。分拣苹果的方法，自然能提高孩子的努力、公平、竞争、主动等理性能力;“孔融让梨”的故事，则能培养孩子的爱心，让孩子从小就培养兄弟姐妹之间的友谊。由此可见，培养儿童的爱与理性的能力两者不可偏废，如果说理性是人与社会发展、前进的动力，那么爱就能保证人与社会在幸福、健康的道路上前进。